三打白骨精相关法制问题(二）
二、人治还是法治的一种反思这一回的故事中，白骨精是一个“犯罪分子”，孙悟空则与缉拿犯罪分子的警察相当。此时的孙悟空，刚随唐僧不久。这一路，他保护唐僧，收了白龙马，大闹黑风山收伏熊怪，在高老庄收了猪八戒，黄风岭降伏风魔，流沙河与猪八戒一起收伏沙和尚，积累了不少降妖伏怪的经验。但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断了镇元大仙家的仙根，表现较为幼稚。其三打白骨精，勇义可佳，忠心可鉴，却没有提取任何有效的证据。这和一个刚加入警察队伍的年轻人一样，血气方刚，疾恶如仇，却少了斗争的策略与方法，同样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他虽然杀死了“犯罪分子”，却因没有掌握其确切的犯罪证据而遭到严重非议，受尽紧箍咒带来的痛苦之后，被清除出了“警察”队伍。
一个好警察，处死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坏人，结果因没有证据，不仅未得到奖赏，还被上级部门视为罪犯通缉，犯罪集团也要追杀他，从而使之四处逃命。这在电影、电视、文学作品乃至现实生活中经常可见。要洗刷不白之冤，警察必须拿出对方犯罪的确切证据，否则难逃法律的惩罚。这与孙悟空的经历何其相似。小说对孙悟空的处理其实还是一种特例。因为唐僧无法处死他，也无法去把观音菩萨与如来佛祖请来，把他重新压到五行山下受难。如果换作肉体凡胎的警察，因“一连打死三人”，虽然冤屈，其所受的一定会是极刑。
如何处理犯罪者，在法治社会中，是大有讲究的。孙悟空只管除妖而不讲“妖证”，唐僧只认证据而不认人，这两种对待“罪犯”的态度，从小的方面说是个人行事方式有别，从大的方面看，则涉及人治还是法治的大问题。
孙悟空一身正气剿除妖魔，不因唐僧念紧箍咒而稍有后退，无私无畏的勇气与信念让人钦佩。但是在具体方法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他不讲策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实施剥夺生命式的惩处，表现的是“人治”的一种极端例证。这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整个取经大业。
所谓“人治”，是指权力者一切凭自己的意志行事。他要别人怎样就怎样。权力者为了让别人信服，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标榜自己的正确性，把自己打造成神。“火眼金睛”能识别一切妖邪，就是孙悟空的最好标榜。如果唐僧相信孙悟空，那白骨精确是死有余辜。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拥有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并不总是正确的。他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出来，已经具备了火眼金睛。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脚把八卦炉踢翻，拿出金箍棒打上灵霄宝殿。当时他要打的，不是妖怪，而是满天的神仙。甚至于碰上如来佛祖，他也要比个高下，以致于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观音菩萨收伏孙悟空，为唐僧取经保驾，就是为了整治他身上那种顽固不化的恶习。可见，即使是有火眼金睛，也不能保证其所作所为完全正确。孙悟空对观音菩萨与唐僧的承诺，也不能足以保证他不再做恶。君不见，妖也吃人，妖也吃妖，人也打人，人也打妖。因此，唐僧要孙悟空拿出白骨精作恶的证据，并不是不相信孙悟空具有火眼金睛，可以确切地辨别人妖，而是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能辨别人妖，与打的究竟是人还是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毕竟，指挥人行事的中枢系统，是大脑而不是眼睛。
世界上的事情，十分复杂。有好人惩处坏人，也有坏人惩处好人。坏人惩处好人，一般只凭意志而不讲证据。他不需要理由。即使要理由，他也可以如狼吃小羊一样，编造出无数理由。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惩处的是坏人，唯一办法是拿出确凿的证据，并按一定的法律程序去惩处。孙悟空打死白骨精，是好人处死坏人，但用的是坏人处死好人的方法与手段，从而导致了师父的怀疑，因而是不明智的。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在于杜绝冤、假、错案所带来的危害。如果一个警察，认为谁是坏人，就可以随意加以处决，那势必引起天下大乱。因为他所认为的“坏人”，也许真是坏人，也有可能不是坏人，而是由误会引起。如果警察本人有不良动机，恣意杀人，别人又如何对他加以控制。所以在法理上，定罪需要确凿的证据。具有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拿出“神证”而无人证、物证，同样是不行的。
唐僧要讲证据，要经得起“检举”，从本质上说，是讲“法治”的一个典型案例。所谓“法治”，是按法律条文，按一定程序惩处坏人。这是尽可能的避免冤、假、错案的一条有效途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是人是妖，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一切免谈。这是唐僧对孙悟空的一个基本态度。不过，在具体处理上，他不是以审判者即法官的面貌出现，而是站在一个师父——管理者的角度，劝化教育与惩罚并用[第一次，唐僧念动诀咒，让孙悟空头痛难耐。其对孙悟空虽有惩罚，但还是以教育为主，用出家人常要方便行善的道理开导他。第二次，唐僧加大了处罚力度。把咒语反复念了“二十遍”，骂他“猴子胡说”，要赶他走。尽管非常严厉，但还是把他看成徒弟，给予申辩的机会。第三次，唐僧先还念了一通咒，后见其不知改悔，想法为自己辩护，遂心地已死，无话可说了。他不要孙悟空再做徒弟，并对天发誓，说再见就要堕地狱云云，甚至连孙悟空最后要拜他一拜，也不想接受。]。
孙悟空没有证据打死白骨精，唐僧追求证据将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二人都有一定的道理。到底谁更正确些？我说这有可能是一种两难的选择。这是一个深层次的“人治”与“法治”孰优孰劣的问题。“人治”就是“威权政治”，“法治”代表“民主政治”。“人治”的优点，是当权力者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时，对坏人坏事处置果断，没有后患，就如孙悟空处置白骨精那样。弱点是权力者可以为所欲为，不利于大众的监督，当其不站在大众立场上时，会形成专制独裁、草菅人命的局面。唐僧关注的正是孙悟空是否在草菅人命。“法治”与“人治”恰恰相反。优点是可以弥补“人治”的弱点，对权力者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可避免专制独裁的局面出现。弱点则是对坏人坏事处置不果断，容易导致一定后患。《西游记》中的后患，则是孙悟空所认为的，“若要不打他，显得他倒弄个风儿”，“不打杀他，他一时间抄空儿把师父捞了去，却不又费心劳力去救他？”在《西游记》后续章回的描写中，孙悟空汲取了这一次的深刻教训，在打杀妖怪时，就比较注重证据了。如火云洞的红孩儿化成小孩挂在树上求唐僧解救（第四十回），无底洞白毛老鼠精化装成女人哄骗唐僧（第八十回）时，孙悟空尽管知其本性，却先是不动声色，待其暴露后再想法出手制服。不过，每一次的“证据”，都是用唐僧被妖怪捉住吃尽苦头、孙悟空等出生入死历尽劫难等换来。所以，“人治”与“法治”，或“威权”与“民主”之间，我认为不存在优劣问题，关键要看具体的社会环境。“人治”一般适用于战乱之世、紧急之时，“法治”则适用于和平环境、事情较缓时。战乱之世，事情多有紧急。当敌人进攻时，你还在考虑召开民主大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研究如何迎敌，等你把会开完，形成决议，脑袋可能已不属于自己了。故战乱之世，统治者多实行专制政治，军事化管理。和平时期，事情远不如战时紧急，有时间让大家讨论决定。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人不如二人计，三人出个好主意”。有事让大家发表意见，是完全应该的。此时还是坚持一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就有点独裁的意味了。
客观地说，对权力者而言，采用“人治”或“威权统治”，方法简单，更有效率，但个人承担的责任更大，受到非议的可能性更大；采用“法治”或“民主政治”，效率低些，但个人责任小些，受非议的可能性小些。从天下是大众的天下，事情是大众的事情这一点出发，如果不是火烧眉毛的特殊事项，我认为领导者采用“法治”、“民主”方式，不是明哲保身，而是讲究策略、方法的明智之举。毕竟，十人有十种主张，千人有千条选择。对威权者而言，个人的意志与主张，无论如何正确，如何接近真理，并不能符合所有人的胃口，总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利益点出发，提出与之不同的意志与主张。即使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你的观点，因没有合法的程序来使之表现，最后还是你一个人的观点，所有责任该你一个人承担。如果是好事也就罢了，一遇不好的结果，那责任的重大，即使你十分的伟大，恐怕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本来就是一种相对的抽象概念，其间差异也许只是隔着薄薄的一层纸，没有一个严格的客观标准可以准确地作出衡量。“人治”或“威权统治”在现代社会不太受人欢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运用了有效的法理程序让大众承担决策责任，也就从所谓的“人治者”、“威权者”，转化成了“民主者”、“法治者”。从《西游记》此回故事人物表情看，唐僧师徒四人，孙悟空选择“人治”，唐僧与猪八戒貌似“法治”。也许暗示的，是赞成“法治”的，较赞成“人治”的社会人数要多。沙和尚一态不表，一言未发，选择沉默，则暗示社会上有相当部分人不明就里，对此在持观望的态度。当然，这仅是就人数而言的一种推测。决不是说，赞成“人治”的，就是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坚持“法治”的，就是本领平庸的唐僧、猪八戒，更不表明我赞成“人治”，反对“法治”。
《西游记》“三打白骨精”，提出了要尊重法理证据的问题，但也不完全赞成“唯证据论”，而是强调要根据具体形势，选择合适手段打击犯罪分子。从三打白骨精的斗争形势看，此时处于紧要关头。孙悟空对白骨精当机立断实施处置，事出有因；唐僧不明形势，认不清白骨精的真实面目，一味以“法治”观念处事，表现较为古板。其将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正中白骨精的计谋。取经之路艰险无限，唐僧没有了孙悟空的保护，就如盲人失去拐杖。后来在宝象国，唐僧受黄袍怪之难，被化成昏昏然的笼中老虎。寓意是失去了威猛，没有了利爪，便是老虎也是白搭。还有孙悟空重建花果山，干得有声有色。多嘴多舌的猪八戒来请孙悟空，被百般捉弄。孙悟空不计前嫌，奋勇出山救师父。这些，都表明了该书作者对孙悟空的同情与对唐僧及猪八戒的谴责。不过，同情和谴责只是一种道义之心，并不能解决策略与法律上的困惑。现实社会中，犯罪分子往往十分狡猾，在隐蔽作案过程中，刻意不留任何犯罪证据，使执法者陷入迷惑乃至圈套。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唯证据论”，只会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而置执法者于险恶之地。这一困惑，在法制国家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并引发了大家对法制的反思。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法制国家能拿出好的解决办法。毕竟，如果容忍了一例类似孙悟空没有证据打死白骨精的事，就意味鱼龙混杂的千例万例即将发生，法制体系也将不复存在。究竟如何才能化解这一难题，《西游记》作者没有解答，本人也无力作出解答，它是全世界法制工作者须长期努力的方向。但有一点可以预测，即要将人们不能感知的“神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真实客观证据，有赖于现代科学技术在将来的飞速发展。但即使如此，旧的“神证”得到证明，还会有新的“神证”问题发生，法律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可能直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一刻，还会有类似问题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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