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运不佳的风水调整方法有哪些？怎么办？ _ 【中华民族正在遭遇新千年兴衰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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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我的问题在于,许多碎片往下落,还是被他追了回来,还叫上了牛,这不是植入广告,但, 而我们系那女生因为他堕了几次胎,
我常常在QQ上给他留言,09年4月,应该已经和新的人过默契的生活了吧,那家人每次都给他一块钱,我一直认为那件事并不严重,想在我面前显示一下,但是他从来没回复过,头都要炸了,我的身体确实已经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乞丐再次去乞讨的时候,没想到他后来反应这么强烈,心里很难受, 提到那时的伤心,我两次到他学校,具体就不知道了,陆陆续续又有些同事从电梯出来,我觉得那晚离开后,我千里迢迢去他宿舍找他,真的是异地啊！如果不异地, 希望,因为临时买票,我问：你转告他后他是什么反应？他说：一笑而过,回答多得我有些烦躁,心里很郁闷,还把我的手机摔了,
中华民族正在遭遇新千年兴衰危机
刘忠良
注：本文原是第一次为《大国危途》写的前言《人口、制度、文化是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
摘要：人口、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其生命载体，制度是其活动的根本规则，文化是决定其思想行为的内核。人口是其力量的源泉，制度与文化培育并释放着这个力量之源，三者共同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命运。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什么在决定着她的兴衰存亡？这有其外因，更有其内因；有其表面原因，更有其深层原因——什么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衰转变的最核心原因？我认为是人口、制度、文化。
我们倒过来先说文化。文化分两种，一种是区分民族的表征文化，一种是作为某种驱动力的内核文化。表征文化是我们过什么样的节日，衣食住行有什么特点，有哪些礼仪，这在表面特征上区分民族。内核文化是产生某种驱动作用的文化，比如我们具有什么样的思想传统，我们有什么信仰等，这将对民族产生深远影响或导致民族状态的显著不同。
为什么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比较成功？这是因为犹太人的文化，他们注重培养下一代，团结奋进。为什么东亚国家可以经济迅速发展？因为东亚人勤劳，相对更物质主义，这样的文化有助于其发展阶段经济在短期内的高速增长。为什么在同等经济水平下穆斯林生育率较高，因为伊斯兰文化的生育驱动力和保护力更强。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结果，由此决定民族的表现和民族的未来。
我们再次说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核心的大规则，决定着国家的宏观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微观活动，由此塑造着国民思想文化，改变着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影响着教育、科技、军事能力，培育并释放着一个国家的实力与竞争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活力与兴衰的命运。
为什么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成为列强之一，十几年后打败大清朝？这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制度变了，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潮流下迅速培育并释放出强大的国家能力，而此时封建专制制度严重束缚了清朝实力的发展与释放。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变了，释放出了长期被压抑的国民活力和经济建设力。为什么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屹立不倒、依旧充满活力？因为美国的制度可以保证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充分释放国民活力并持续吸引大量人才，和人口实力增长一起确保了美国强大的竞争力和实力的持续增长。
最后我们说人口。人口的实力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一切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参与的竞争，一切的实力归根结底都是依附于或配合于人的实力。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人口是民族与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源泉，因此人口实力决定民族与国家实力的长期转变，人口是民族与国家兴衰沉浮的根基，人口最终最长远的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为什么美国世界第一？因为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人口实力最强。为什么美国经济等实力是加拿大的十倍？因为在类似制度、经济条件下美国人口也是加拿大的十倍。为什么日本实力不可能超越美国？因为同为高等发达国家美国人口是日本的2.5倍且日本生育率超低而美国人口实力持续增长。为什么世界看好中国和印度？因为中国和印度人口多。
在全球化和各个国家的相互追赶学习下，扣除老龄化速度发展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千人研发人员数量等各项平均指标具有趋同的长期趋势（与人口数量无关），最终人口实力决定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这是世界看好中国与印度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和在大国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但可惜中国却自弃这个最大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同等条件下，人口越多则人口实力越强。同等人口数量下，人口质量越高则人口实力越强。同时人口结构也影响着人口实力与转变，比如说儿童人口比例高，这意味着人口实力的增长，反之则相反；人口结构年轻，则同等单个国民质量下人口实力更强，反之则相反。
由于“少生优育” 的宣传，不少中国人把人口数量和质量对立起来。其实相反，少生未必优育，多生反而最终提高人口质量。少生造成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发展。现在少生，未来老龄化严重，则未来养老支出必然挤压教育投入，少生不利于教育投入的长期增长；现在多生，国家增加一些人力资本投资开支，未来老龄化轻，劳动人口充足，有条件保持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因此，最终结果是少生不能提高人口质量，反而带来独生子女问题和重老龄化问题。
以中国情况为例，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三种家庭，分别是每代生育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假设爷爷辈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小学毕业），父辈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孙辈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5年（大专毕业水平）；假设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现在美国水平），孩子出生的母亲年龄为26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家庭组成的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年，年龄中位数却高达52岁，是一个人口质量很低又老又没发展前途的国家；两个孩子家庭组成的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年龄中位数为39岁，是一个人口质量中等的中年型国家；三个孩子家庭组成的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2年，年龄中位数为31岁，是一个人口质量较高充满发展希望的壮年型国家。因为不但单个国民质量在决定着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也在决定着人口质量，少生孩子的最终结果是不仅降低人口数量还降低人口质量，严重损伤未来人口实力。
除了人口、制度、文化，也有人说教育、经济、科技、军事、领土与资源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是的，教育、经济、科技、军事也重要，但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且它们都是人口、制度、文化所衍生出来的。而领土上的资源，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源的最终使用已经没有了国界，不能构成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核心因素。
犹太人重视孩子教育，华人也重视孩子教育，这是文化所决定的。我们国家宣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过去政府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曾长期只有2%到3%，世界倒数，严重与我们的文化和宣传相违背，这是制度所决定的。因为在我们过去半个世纪来的制度下，公民重视教育的愿望难以转化为政府实际教育投入。
在战乱的民国时期，我们的教育可以培养出大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比我们还穷的印度、巴基斯坦可以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口不足大陆1/50的台湾可以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中国大陆培养不出来？因为我们的制度决定，不仅是政府的低教育投入，还缺乏大师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所需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且造成教育严重行政化官僚化。
教育是制度与文化的衍生因素，同时人口的质量也已经包含了教育，人口结构的转变也影响教育，所以教育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
经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物质力量，同时也决定着科研投入、军事投入和政治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但经济本身又是人口、制度、文化结合的产物，人口是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力的生命载体，制度和文化释放者国民（人口）的经济能量，最终决定经济实力与竞争力。
从生产角度看，经济实力乃是在一定制度、文化及其所推动的发展之上，由人口实力与生产效率、创新能力所决定的。从消费角度看，经济实力就是投资与消费的总和（假设净出口为零，不再考虑出口），而投资又是由消费和科技发展所引致的，最终人口的消费需求和科技发展决定经济总量。由于全球化和相互学习跟进，从长远未来看，人口实力决定经济实力。
由于经济实力与竞争力是人口、制度、文化的衍生因素，所有经济实力也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
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滚滚力量。科技的实力，除了引进之外，自主科研能力主要由人、经济投入和制度所决定。人口越多，相应科研队伍实力越强；人口越多，科技发展的物质支撑（经济实力）越强；人口越多，科研成果市场越大，人均成本越低，因此人口支撑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最终来说，科研实力是由人口与制度所主要决定的，文化对其也有影响，因此科技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
军事力量，是人与武器的组合。人的因素乃由人口决定，年轻人口多则兵源质量高，反之则相反。武器的因素，主要由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所决定，间接来说又主要由人口和制度所决定。因此军事也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未来国界持续淡化的趋势下，领土对民族来说越来越没有边界。在经济全球化和人财物自由流动的今天，资源的实际利用也已经全球化了。比如购买日本的汽车，这可能包括利用了日本的水、中东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和中国的煤炭。
更重要的是，一切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包含着经济和科技的因素，经济与科技决定着资源利用的范围、深度和广度，资源的本质是人类如何利用取值不尽的物质。比如说铀矿，在没有核裂变技术下，它就是无用的石头。等到可以有效利用核聚变，人类将获得用之不竭的能源。能源之外的其他资源，不是量很大（包括领土外或地球外的），就是可替代，还可以循环使用，因此最终不存在资源的瓶颈。
人口多，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强，市场广阔，开发收益高，人均成本低，投资风险小，人口多反而更有利于资源的开发利用，人口多可以“跳出”更多资源。资源的本质是人类的经济科技实力所决定的其利用物质的能力，因此人口创造了资源。
在全球化之下，领土与资源越来越失去了边界，对民族与国家兴衰的影响越来越弱。同时，人口也创造了资源。因而领土及其上的资源也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
人口、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其生命载体，制度是其活动的根本规则，文化是决定其思想行为的内核。人口是其力量的源泉，制度与文化培育并释放着这个力量之源，三者共同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命运。
在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三大支柱中，人口是根基。若没有人口，或人口大衰落了，再好的制度在好的文化也没有意义，人口的大衰落将注定我们的大衰落，其他方面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相反，即便是现在制度不好、现在思想文化氛围也不好，只要生育率高或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人口实力保持着，通过制度的改变、社会的进步，我们未来仍旧很有希望，且未来兴盛的机会永远向我们开放。
当然，作为外在的硬规则制度，与内在的软规则文化，也决定着人口实力的转变。如果制度或者说政策有利于民族长远发展，如果生育文化在现在经济社会思潮之下仍旧有生命力，那制度与文化将相对提高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生育率，从而决定人口的转变和未来的人口实力，进而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大命运。
比如说，现在社会化养老方式冲垮了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养儿（女）防老”，原本的民族生育文化优势变成了生育文化劣势。如果重塑制度设计，让养老收益和生育直接的充分结合起来，则“养儿（女）防老”由中华生育文化优势转为劣势之后再重新转为优势。
现在的中国，最危险的是严重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意味着未来人口的大崩溃，现在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将导致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二三十年）减少40%，人口专家以此预计2300年中国仅有2800万人且老龄化极其严重。
有句话说，“只要人在，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反过来说，人没了，或者说人口实力没有了，一切机会都不属于你了。人口的崩溃，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第一大危险！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我们把列强赶走了，中国依旧是有生命力的中国，因为那时中国生育率高，经得起损耗。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我们把日本赶走了，中国依旧是有希望的中国，因为那时中国生育率很高，经得起战争的折磨。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之后，中国仍然是有前途的中国，因为那时中国人口结构年轻，生育率还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未来还有机会，经得起折腾。
但未来不行了，无需八国联军或日本侵略中国，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自毁中国未来。无需其他折腾，超低生育率毁掉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即便是再好的国家制定和再优秀的民族文化，超低生育率的中国和中华民族也会面临大衰落，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又弱国家和濒危民族！此乃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之最高危险！呜呼，谁能救中华？
有人说，我们停止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不就行了吗？有人说，我们未来也可以鼓励生育吗？还有人说，中国人/汉人最爱生孩子，无需担心。在几十年来的全方位单方计划生育宣传下，许多中国人已经认识不到民族的超低生育率危机，甚至把低生育率当好事（关于人口方面的种种错误认识，请见《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
没有比把毒药当蜂蜜更危险的了。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认识不到危险，最大的危险是前方是悬崖而我们却认为那是通往天堂之路。在这个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千年危机之上，许多人却认识不到危险，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继续执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此乃中华民族最大之千年危机！
我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详细论证了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的原因和人类不可避免的低生育率危机，同时指出了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危险特性——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女）防老”，现代社会化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性道德崩溃，离婚率不断提高，流产数量和剖腹产比例很高，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同时面子文化、勤劳文化和物质主义严重加大其压力，高妇女劳动参与率和女强人文化降低生育率，精养孩子和攀比严重加大养育成本，等等，这些都在降低着生育率。
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下必然导致超低的生育率。现在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我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这说明，中国人或者说汉人爱生孩子早已成为历史，中华民族已经沦为最不爱生孩子的民族。
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也就是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女生，接着就是90后和00后女生了。现在年轻人是高生活压力，城市不必说，农村80后绝大多数不想呆在农村，在城市大多没有房子，低收入且高生活成本高养孩子成本，生育率必然也低，未来中国更加如此。
早在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仅为1.46个。由于生活工作压力等因素，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将是很低的。不仅如此，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现在中国每年新生孩子数量仅占世界的10%左右，而且性别比严重失衡，未来中国儿童数量和占世界比例更是处于长期快速下降的趋势。中华民族人口大崩溃很难很难避免了。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改变，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继续推进，中国生育率将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而未来，不仅民族文化上和国情上必然导致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在制度上也难以保证中华民族走出低生育率的灭亡阴影。
重老龄化社会是养老压力大和社会经济发展前景黯淡的社会，重老龄化将导致年轻人更大的压力和更少的发展机会，陷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选民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且老年人政治参与率显著高于负担重的年轻人，难以产生对老年人不利但对民族发展有利的政策，比如废除现在社会化养老模式转而按子女数量和贡献发放养老金或重新采取“养儿（女）防老”模式，这几乎在政治上不可能；领导人四五年一届，连任两届才八到十年，现在鼓励生孩子到二三十年后才能变成实际劳动力和纳税人，鼓励生育是现在领导人的成本，但收益却属于未来领导人，这种政治困境决定政府难以大力鼓励生育（详见《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
我在《继续限制生育或导致中国崩溃，鼓励生育是中国自救的唯一选择》指出，只有建立以人为本、以人民生活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建立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再生产和重振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生育文化为中心的民族人口和民族文化发展体系，建立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能有效使用全民智慧和全民能动性的政治社会发展体系，才能长久振兴中华。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重老龄化下的集体决策和鼓励生育成本当期性、收益远期性的政治困境决定这似乎又不可能。比如改变养老方式，养老完全同生育挂钩，这在全球社会化养老和市场化养老大潮下，在如上所述的政治困境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仍然没有摆脱超低生育率。欧美发达国家鼓励生育几十年了，除美国之外仍没有摆脱低生育率危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多生几个小孩就可以不工作，依靠生育补助就可以满足生活，但生育率依旧很低。美国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是因为生育率较高的拉美移民比例持续快速增长，传统美国白人和其他欧美国家生育率差不多。
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特性、未来超严重的低生育率重老龄化恶性循环和政治的困境，依照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中国很难在50年内摆脱超低生育率、在100年内把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即便幸运，未来中华民族摆脱了低生育率危机，但那时也已经付出惨痛损失，中华人口占世界比例将跌至很低的水平。对于一个曾经长期占世界人口1/3的民族来说，几乎等于被开除“球籍”。
我了解人口的规律，我了解中华文化的特点，我了解政治的短视性，所以我清晰的知道中华民族很难克服这个五千年来的最大危机——拯救的难度很大，可看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伟大的领导人沉重的认识到中华新千年危机，或认识到中华民族新千年危机的人成为伟大的领导者，帮助中华民族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制度与政策，重塑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方可得救。但我知道，这很难很难，目前很难看到中华有此被拯救的可能！（作者：刘忠良，著有《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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